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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3年2月3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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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情的归宿文 | 茅海建
我是上海人，长期与上海出版界朋友交往较多。这些朋友也常问我有什么书可以在他们那里出版，但我是一个手慢的人，很长时间写不出作品来，只是漫应之。到了一九九四年，当我将《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书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时，他一口答应尽快出版，尽管当时市场上学术著作已经是很不景气。
没过了多久，这位朋友很为难地告诉我，在选题会，社领导看了书名后说：“太平天国的书也就不要再出了吧！”于是力争该书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讲鸦片战争，但社领导没有说话。那么这个选题也就很难再出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也提出一个建议，是否改一个书名，叫做《千年一战：鸦片战争再研究》，或《千年一×》之类，以便能再次向社领导进言，争取列入出版计划，我听了之后，立即要求将稿件收回。
于是，我就去找了老同学潘振平，看看能不能在三联书店出版。此时三联书店虽然已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作为一个老牌子的新社底，还谈不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感到书店领导心气足，热心于学术的心思也重，一心想从知识与学问的老路上，走出新的通道来。记得潘振平对我说，与人民分家的时间，他看了一下出版书目，五六十年出版的好书，怎么都是用三联的牌子！恰好在此时，有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学术书出版的计划，我的这本书也决定放在“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中出版。
“三联·哈佛学术丛书”的编辑是许医农先生，一位从贵州来的老编辑，对学术书的出版极为热心。她对我说，由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补贴不多，按规定这一丛书每一册的规模是二十五万字左右，但《天朝的崩溃》一书太厚了，大约近五十万字了，能否压到三十万字之内。我听了之后，也差一点“崩溃”，将一本减少五分之二，那是要重写另一本书了。对此，我表示不同意，心里也准备不出了。许先生由此找了潘振平，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他，由他来给我压字数。这不是为了内容精要主题突出而压字数，纯粹是为了压字数而压字数。也算是难为潘振平，他压了几万字，留了四十多万，也就是今天出版的规模。
从当时的图书市场来说，《天朝的崩溃》应当说是卖得很好了，很可能创造了新高。这或许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有关，鸦片战争的书自然会好卖一些。记得香港一家大出版机构的老总此时也来找我，让我写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学术著作，二十多万字。我说我已写了《天朝的崩溃》，他告诉我说，学术著作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要更加的客观。由此我又知道，在一些人眼中，《天朝的崩溃》还算不上是学术著作。
《天朝的崩溃》的出版，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十年过去了，二〇〇五年该书要再次印刷，按理说也到了修订之年，然我考虑，由于过去有不同意见，修订之后，很可能引起多种不同的猜测；更兼手头上事务特多，也就没有动，用了旧版心而换了新封面。一本书能受到读者长达十多年的欢迎，正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一个学术出版社，也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术进行到底”。大约只有如此，才有彼岸；若有旁骛，易失本原。到了三联书店的花甲之年，如果追查复办后二十二年成功之处，可能也就是在知识和学问的道路，有着“进行到底”的饱满精神和坚定意志。而到了这般时刻，“敏锐”成了“短视”的近义词，“固执”反成了“远谋”的同义词。一些老牌子的好出版机构此期走了弯路，而三联书店却一日日近于炉火纯青。这是一种“纯情”的归宿：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本文是茅海建教授讲述《天朝的崩溃》一书的出版始末，读来令人唏嘘。恰好在群里看到，有人倾力推荐茅海建老师的这本书：“一本书看透一个民族现代化的难题！”
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
重新认识“鸦片战争”与近代史，茅海建老师的《天朝的崩溃》无法绕开：
“成事，则皇帝英明；毁事，则大臣背锅”的叙述模式如何内化于著史者的自觉？
“妥协→投降→卖国”的“奸臣模式”是如何成为一百多年来历史学家们的基础命题？历史又是如何在这种命题中转化为宣传的？
为什么真实的战况到开战一年多以后道光皇帝依然蒙在鼓里，胡乱发出前后矛盾的作战指令？
翻译因素在鸦片战争的外交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为什么众多主权被轻易出让而侵略者和满清政府却各得其所欢庆成功？
真实的林则徐、琦善又是什么样子？ ……
近代史中有太多太多的谜团与误解，有待揭开、澄清，如书友所言，读罢此书，“重塑史观”。
张鸣：茅海建刚写出《天朝的崩溃》，海内震动。据说，不仅某些学界元老大感不快，连有关单位也表示关注，众口一词，说他为汉奸翻案。其实呢，这本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无非讲了几句大实话，而且句句都有档案的根据。
易中天：我读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一书，感触最深的，就是在这场“鸦片的战争”中，谎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剂鸦片。
罗志田：《天朝的崩溃》具有在今日已很难见到的坚实的史实考订基础。在能够预见到的时间内，中外鸦片战争的研究者都不能绕过该书。
该书至今已重印近20次。识码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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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海建：纯情的归宿
纯情的归宿文 | 茅海建
我是上海人，长期与上海出版界朋友交往较多。这些朋友也常问我有什么书可以在他们那里出版，但我是一个手慢的人，很长时间写不出作品来，只是漫应之。到了一九九四年，当我将《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书稿，交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位朋友时，他一口答应尽快出版，尽管当时市场上学术著作已经是很不景气。
没过了多久，这位朋友很为难地告诉我，在选题会，社领导看了书名后说：“太平天国的书也就不要再出了吧！”于是力争该书与太平天国无关，而是讲鸦片战争，但社领导没有说话。那么这个选题也就很难再出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也提出一个建议，是否改一个书名，叫做《千年一战：鸦片战争再研究》，或《千年一×》之类，以便能再次向社领导进言，争取列入出版计划，我听了之后，立即要求将稿件收回。
于是，我就去找了老同学潘振平，看看能不能在三联书店出版。此时三联书店虽然已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作为一个老牌子的新社底，还谈不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感到书店领导心气足，热心于学术的心思也重，一心想从知识与学问的老路上，走出新的通道来。记得潘振平对我说，与人民分家的时间，他看了一下出版书目，五六十年出版的好书，怎么都是用三联的牌子！恰好在此时，有哈佛燕京学社支持学术书出版的计划，我的这本书也决定放在“三联·哈佛学术丛书”中出版。
“三联·哈佛学术丛书”的编辑是许医农先生，一位从贵州来的老编辑，对学术书的出版极为热心。她对我说，由于哈佛燕京学社的补贴不多，按规定这一丛书每一册的规模是二十五万字左右，但《天朝的崩溃》一书太厚了，大约近五十万字了，能否压到三十万字之内。我听了之后，也差一点“崩溃”，将一本减少五分之二，那是要重写另一本书了。对此，我表示不同意，心里也准备不出了。许先生由此找了潘振平，将这个难题交给了他，由他来给我压字数。这不是为了内容精要主题突出而压字数，纯粹是为了压字数而压字数。也算是难为潘振平，他压了几万字，留了四十多万，也就是今天出版的规模。
从当时的图书市场来说，《天朝的崩溃》应当说是卖得很好了，很可能创造了新高。这或许与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有关，鸦片战争的书自然会好卖一些。记得香港一家大出版机构的老总此时也来找我，让我写一本关于鸦片战争的学术著作，二十多万字。我说我已写了《天朝的崩溃》，他告诉我说，学术著作是用第三人称写的，要更加的客观。由此我又知道，在一些人眼中，《天朝的崩溃》还算不上是学术著作。
《天朝的崩溃》的出版，也给我的人生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十年过去了，二〇〇五年该书要再次印刷，按理说也到了修订之年，然我考虑，由于过去有不同意见，修订之后，很可能引起多种不同的猜测；更兼手头上事务特多，也就没有动，用了旧版心而换了新封面。一本书能受到读者长达十多年的欢迎，正是让我感到欣慰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想做学问的人，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问进行到底”；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一个学术出版社，也是很难生存的，但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将学术进行到底”。大约只有如此，才有彼岸；若有旁骛，易失本原。到了三联书店的花甲之年，如果追查复办后二十二年成功之处，可能也就是在知识和学问的道路，有着“进行到底”的饱满精神和坚定意志。而到了这般时刻，“敏锐”成了“短视”的近义词，“固执”反成了“远谋”的同义词。一些老牌子的好出版机构此期走了弯路，而三联书店却一日日近于炉火纯青。这是一种“纯情”的归宿：不管世道如何变化，这个国家和里面的人们，毕竟还是需要知识和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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